我亲历的中国援助阿巴尔尼亚中国前驻阿尔巴

来源：《国际政治研究》年02期，作者孔寒冰、张卓（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中国国际广播电台）

年，毛泽东会见霍查

年北京群众隆重集会庆祝阿尔巴尼亚解放25周年

年,阿尔巴尼亚青年热情学习毛主席著作

年6月，周恩来同霍查交谈。

霍查康生李先念等

年5月1日，邓小平在北京会见来访的阿尔巴尼亚青年代表团

年是中国与阿尔巴尼亚建交60周年。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中东欧研究中心主任孔寒冰教授与中国国际广播电台记者、翻译张卓,对当时援阿的中国专家和在阿工作过的人士做了系列访谈,本文是其中之一。范承祚先生年毕业于阿尔巴尼亚地拉那大学人文学院,曾任毛泽东、周恩来等老一代领导人的阿尔巴尼亚语主要译员,是新中国授予和表彰的首批50名“资深翻译家”之一。20世纪70年代至80年代,他先后任中国驻阿尔巴尼亚、希腊使馆参赞和驻阿尔巴尼亚特命全权大使。范大使亲历中国对阿尔巴尼亚的援助,见证了20世纪60、70年代非同一般的中阿关系。

中国和阿尔巴尼亚建立外交关系是年,当时,我还是一个高中生。但从那时起,我就知道,在最早与新中国建交的国家中,有一个对我们国家非常友好的国家,它就是“山鹰之国”———阿尔巴尼亚。提起这段往事,特别是后来中国对阿尔巴尼亚的援助问题,话就长了。

人生有各种各样的机缘,其中许多是人们不可预料的。比如说,我上中学的时候就愿意说这么一句话:希望将来去北京上大学。为什么要到北京来上大学呢?因为可以见到毛主席,“求学赴北京,要见毛主席”。这个口气挺大的了,过去人们也觉得这个事情不可思议。用习近平总书记的话来讲,我们要有一个“中国梦”,有些事情是要敢于做这个梦。经过一段时期努力,梦也许会实现。当然,要实现“考学赴北京,要见毛主席”这个梦想,光靠我自己的想象是不行的。首先是新中国的成立。在新中国成立以前,我只是一个穷孩子,新中国成立之后,我才可能有这个机会。其次,我还得努力争取学习成绩好一些。很幸运,我在年考取了北京大学中文系新闻专业,仅过了一年,就被选派出国留学。当时留学生主要是到苏联去,也有一部分去东欧国家,当然,还有极少数去亚洲的几个社会主义国家,像朝鲜、蒙古,那时候越南还不算社会主义国家。

年,从现在算起整整一个甲子,阿尔巴尼亚跟中方提出来希望中阿之间互换留学生。这一年也刚好是中阿建交以后第一次互派大使。现在,我们在世界上跟多个国家建交,但不意味着每个国家我们都有大使,有的就是一个参赞或者一个外交官在那里支撑门面。建国初期,派一个大使去建一个大使馆还是需要有一定经济能力的。中国原来在阿尔巴尼亚没有大使馆,阿尔巴尼亚在中国也没有。年,双方决定在对方的首都建大使馆,同时,增强其他方面的来往。首先就是文化交流,主要内容就是选派留学生。根据当时的协议,中阿双方“各互派两名留学生”。两个中国学生到阿尔巴尼亚去,阿尔巴尼亚派两个学生到我们这里来。

开始时,我虽然被选派出国留学,但到哪国去并没有定。后来宣布,我跟其他一些人到罗马尼亚去。学什么呢?学外交,因为罗马尼亚的大学有外交系。可过不久,有关方面又通知我们说,罗马尼亚大学的外交系是保密专业,不对外开放。于是,我没能去成罗马尼亚。就在这个时候,阿尔巴尼亚向我们表示,欢迎中国学生去阿尔巴尼亚,两个当然好,更多也没有问题。于是,我们六个人就到阿尔巴尼亚去留学了。

现在去阿尔巴尼亚,从北京出发,飞机当天就可以到了。当年,我们去阿尔巴尼亚要走多长时间呢?我写了那么几句话,叫“出国境、跨洲界、经五国、渡六海、行万里”。“出国境”指的是中苏两国的国境,即走出中国、走出苏联。“洲界”指的是过亚洲到欧洲。“经五国”指的是九天九夜乘火车走完苏联的西伯利亚到达莫斯科,然后又到现在乌克兰的敖德萨,从这儿再经过罗马尼亚、保加利亚、土耳其、希腊,最后到阿尔巴尼亚。“渡六海”指的是从敖德萨出发乘船经过黑海、马尔马拉海、爱琴海、地中海、爱奥尼亚海和亚德里亚海。那时候,从苏联到阿尔巴尼亚,天上过不去,火车也没有。这是因为当时社会主义阵营和南斯拉夫关系不好,飞机飞不过去。阿尔巴尼亚自己还没有火车通到边境,所以要“渡六海”。“渡六海”用了三周共21天,最后才到达了阿尔巴尼亚。整个行程有万里之遥。

到了阿尔巴尼亚,我们就开始学阿尔巴尼亚语了。六个人都在阿尔巴尼亚语上先打基础,然后学与阿尔巴尼亚有关的各方面知识,如阿尔巴尼亚历史、地理、古代和现代文学,等等,当然主要是学习语言。当时,我们做梦也没想到学这个小国语言有什么大用处。经过了两年八个月,我就被调回国开始工作了。组织上要我接待阿尔巴尼亚各界代表团,其中,包括给毛主席、周总理当翻译。后来我就讲,阿尔巴尼亚这个小语种也派上了大用场。

离开中国之前,阿尔巴尼亚是一个很陌生的国家,去了以后怎么样谁也不知道。阿尔巴尼亚这个国家四周被所谓“帝、修、反”国家包围着。国内有关领导还专门给我们打招呼,派你们六个小伙子去,如果一旦“帝、修、反”国家武装进攻阿尔巴尼亚,你们得做好思想准备,上山去跟阿尔巴尼亚人打游击,去抗击外来的敌人。所以,怀着这样一个思想准备,我离开祖国,离开家乡,离开我唯一的老母亲,因为我家里没有其他成员了。到了阿尔巴尼亚以后,我们很快就适应了环境,阿尔巴尼亚人对我们也确实是很好。最近,我们当年中阿互派的留学生为纪念60周年编了一本文集,我也写了一篇回忆文章,题目是《不忘阿国母亲之心和师生之情》。天下母亲一个样,天下母亲慈善心。在文章中,我讲述了在阿尔巴尼亚碰到的母亲如何款待我们这些从中国来的孩子们,阿尔巴尼亚老师是如何教我们学阿语的。我特别回忆了阿尔巴尼亚的三位母亲和三位老师。

年元旦,一位阿尔巴尼亚同学邀请我和另外一个叫崔仁顺的中国同学到他们家去过年。那天傍晚,新年之夜快要来临的时候,我们走进人家的小院子,还没进屋就听到有新年的乐曲声,他家窗户上还挂了红色的灯。家里有收音机,放着音乐,还有闪光的小灯。总之,有一种新年的气氛。一进门,阿尔巴尼亚同学的妈妈就跑着迎上来,和我们亲亲脸。她说,孩子们,欢迎你们到我们家里来过年,希望你们把我们家也看成是自己的家。她听说我家里只有一位老母亲,孤身一人在家,眼圈就红了。她向我们介绍了她家的情况,有些情况跟我家也很类似。这位老妇人带了两个女儿,一个上了大学,一个高中将要毕业。早些年,她丈夫因为阿尔巴尼亚解放以前穷,自己又没有工作,就出国流浪去了,后来再也没有音信。她听说我的父亲是被侵华日军炸死的,一下子就产生了同情心。她说:“唉呀,现在我们才知道,日本就像德国一样那么坏。”阿尔巴尼亚是被意大利、德国占领的。我们在她们家度过了一个晚上,她把家里最好的吃的东西拿出来招待我们。新年第二天,当我们向她告别的时候,她还特别叮嘱我:“你新年要做的第一件事儿就是给你妈妈写一封信,就说在远离中国的阿尔巴尼亚,一位母亲就算是她的妹妹,问中国的老姐姐好。祝你新年快乐,请你放心,你的孩子在我们国家是会有人照顾的。”遇到这样一个阿尔巴尼亚同学的母亲,我感到心里暖洋洋的。

在文章中,我还回忆了三位阿尔巴尼亚的老师。其中有一位老师对我们真是尽心尽力,不仅让我们学会、学好阿文,而且同样常带我到她家吃饭。她的母亲总是把最好的东西拿出来让我吃,还命令我吃,不吃不行。有时候食物还在锅台上,她就让我先尝尝。所以,每当我回忆往事的时候,就情不自禁地想到阿尔巴尼亚的母亲之心和师生之情。其中,一个阿尔巴尼亚老师居然跟我有了特别的缘分。我在阿尔巴尼亚学习了两年零八个月以后,外交部因工作需要把我给调了出来,让我随阿尔巴尼亚一个访华的高级代表团到中国来访问。其他两个老师因为我要回中国都显得依依不舍,但这个老师却感到很高兴。为什么呢?原来这位老师是阿尔巴尼亚的民间艺术家,也是教我阿语的老教授。由于他是阿尔巴尼亚国民议会的议员,所以也参加了这个文化代表团,跟我一路从地拉那飞到北京。这时,国际形势发生了变化,苏东社会主义国家与南斯拉夫的关系又修好了,所以,飞机先从地拉那到乌克兰的基辅,然后到莫斯科,再飞到北京。这位老师跟我一起回到北京,途中跟我讲:“我非常敬仰中国,也敬仰北京大学,当然更敬仰毛主席。”在毛主席接见这些阿尔巴尼亚客人的时候,我坐在毛主席旁边,第一次给他当翻译。讲了几句话以后,毛主席总是朝我看,好像在考虑什么问题。突然,毛主席向我提了个问题:“你讲的是什么外国话啊?”毛主席虽然不会外语,但经常接见外宾,用的主要是俄语,还有英语、法语,可能没有听过我讲的这个外国话。我说:“主席,我讲的是阿尔巴尼亚语。”毛主席说:“哦?我们国家也有阿尔巴尼亚语的翻译了?那你的阿尔巴尼亚语在哪儿学的?”我就指着毛主席对面坐着的阿尔巴尼亚议会议长马尔科说:“我在他们国家学的。”毛主席郑重其事地对马尔科说:“谢谢你们帮我们培养了人才。”你看,这么一个伟人,党和国家的主席,对待我这么一个刚刚出校门的年轻人,如此看得起如此关心,所以,当时整个会场气氛非常热烈。其中有一个人更高兴,就是我的那位阿尔巴尼亚老师。他摸摸自己的八字胡,得意地说:“范是我的学生,今天得到毛主席的关心,我也感到光荣。”在代表团访华的后期,我还陪同阿语教师访问了我的母校北京大学。所以,每每回忆起阿尔巴尼亚的往事,我首先想起来的就是亲人和老师。外国的母亲对待孩子,外国的老师对待学生,都是一样的感情。

年,我就调到外交部了。我回国后探望了母亲,已经好几年没见她了,我还去看了我的母校北大,然后在外交部实习。我离开家乡到北京来上学时,她老人家在运河边送我上船。我先坐船后乘火车,从南坐到北,一直到北京。年秋冬季节,我作为正式的派驻人员到了中国驻阿尔巴尼亚大使馆,开始了我的外交生涯,一直干到退休,一辈子没改过行。

我在学习和工作期间,亲身经历了中阿关系中的许多事情,其中之一就是中国对阿尔巴尼亚的援助。中国对外援助,说来话长,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都经历过。20世纪50年代以后,世界上有一个社会主义阵营,有一批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出现的社会主义国家,包括新中国。20世纪50、60年代,世界出现了大动荡、大分化、大改组的“三大”的局面。社会主义阵营里面也出现动荡、分化乃至最后改组。当时,主导一个国家一个党的主要因素是意识形态,国际主义是第一位的。如果这方面是一致的,那其他一切都好办。所以,苏联、东欧、中国等社会主义国家都追求统一的意识形态,统一的社会制度,统一的政治诉求。只要有这些,相互关系就会处得很好,相互之间的支持和援助就多。就中国和阿尔巴尼亚关系而言,除了刚才说的共同的意识形态、共同的社会制度、共同的政治诉求以外,还有一些比较特别的原因。一个是共同反对赫鲁晓夫的修正主义,这是意识形态里面一场重大的斗争。另一个是中国领导人对待小国有一种特殊的尊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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